大韩民国国家情报院，导演崔承浩质问前来上班的情报官员。来源：崔承浩
原标题丨不是间谍的间谍：两个朝鲜的故事
文丨洛杉矶时报 Steven Borowiec
译丨搜狐国际 杨霖
【洛杉矶时报 5月18日讯】几年前，刘禹城（音译）的生活还正蒸蒸日上。他从自己的祖国朝鲜逃出，之后定居韩国。和许多脱北者不同的是，他在新国家快节奏的资本主义社会适应得非常好——从韩国顶尖的大学拿到了商科学位，随后在首尔市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但在2013年，他的梦想忽然陷入了噩梦——他被大韩民国国家情报院（韩国的主要情报机构）以间谍罪逮捕，随后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在首尔生活的脱北者信息，并将信息发回朝鲜。
刘禹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证明这些指控纯属捏造，并最终在2014年赢得了诉讼。然而他的生活却再难回到最初的轨迹。
他的故事就是电影《自白》的原型——这部最近在韩国全州电影节上首映的电影获得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全州电影节是韩国第二大电影盛事，仅次于釜山电影节。
导演崔承浩称，他对刘禹城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故事让人们看到，尽管韩国如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仍未完全摆脱独裁统治的遗毒——虽然韩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终结了独裁专制。
“像这种情况在韩国其实存在已久，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国家情报院也一直没有改革。”崔承浩在访谈中说道。
在韩国，电影是激进主义的一种表达传统。纪录片《自白》收录了好几个和刘禹城类似的案例，他们都曾被国家情报院指控为间谍，之后又被证实无罪。
“像国家情报院这种权力很大的机构应该受到公民监督，不然他们会变得非常可怕。”崔承浩说。
导演崔承浩素以善于揭发大新闻而闻名，此次拍摄也不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国家情报院办公楼外与情报官员搭话，要求他们对这些“滥用权力”的案例作出解释。国家情报院回应称，为了保护韩国不受朝鲜这个核武器国家间谍分子的渗透，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为崔承浩试图阻止车内的情报官员离开法院，希望他们能先回答问题。
电影《自白》中最让人不安的场景之一：崔承浩导演和想从法院停车场离开
的国家情报院的官员发生争执，随后站在他们车前，试图阻止还没有回答他关于刘禹城一案提问的官员离开。
刘禹城于2004年来到韩国，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少数在朝鲜的华裔之一，他在朝鲜获得的工作机会很少。因为他家离中国非常近，因为常有机会前往中朝边境做些小买卖。
在中国，刘禹城看到了一个富庶的世界，并决定离开朝鲜。
在被逮捕之前，他在韩国发展得非常好。他在首尔政府的工作职责就是让生存状况糟糕的市民享受到社会福利政策。据他说，因为工作，他接触到了很多脱北者，并且比他的同事更能与他们沟通。
随后，他就遭到了指控。国家情报院以刘禹城妹妹的证言为基础提起诉讼，妹妹指证他是一名朝鲜间谍。另外，根据刘禹城的出行记录，情报院称刘曾前往朝鲜与当地的情报人员接头。然而，案件却在2014年年初发生反转，两项关键证据都遭到了质疑。
情报院随后承认他们的确伪造了文件。而刘禹城在2012年年底到达韩国的妹妹也称，她是因为受到了暴力审讯的压力，才不得不作证说哥哥是间谍。
和刘禹城类似的案例在韩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案例应该是在1975年，8人因间谍罪被处死，却在2007年终于证得清白。
韩国对新到达的脱北者的审讯有时也会过于严苛，因此也有国外专家对此表达了担忧。
“考虑到这些审讯往往会包含长时间的单独拘禁和各种各样的施压手段，恐怕会让一些脱北者联想到他们在朝鲜受到的政府监视。”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专门研究朝鲜移民的博士在读学生马库斯·贝尔说。
《自白》的发布正好契合了人们对韩国言论自由度降低的担忧。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16年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度索引》中，韩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从2016年的降低10个点落到了70名。在解释韩国排名下降原因时，该组织称韩国政府“对批评的容忍程度日益降低，并且还对本来就两极化的媒体进行干预。”
2014年，言论自由降低的形势波及到了电影界。由于放映了以导致300多人丧生的“岁月号”独轮沉没事件为主题的一部备受争议的纪录片，2014年釜山电影节的政府资助被砍掉了一半，明显是对电影节放映该片的报复。
这部纪录片名为《潜水钟》，指责韩国政府救援不力。
《自白》计划于今年10月在韩国院线上映。与此同时，崔承浩表示他计划在海外电影节上放映该片。
尽管《自白》对刘禹城遭到的指控折磨作了详尽记录，但对他目前的生活状态，和他的生活到底因这场变故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虽然他不再受间谍罪指控，但他仍然因隐瞒自己在前往韩国时的中国国籍而被判有罪（在到达韩国前，他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由于他属于华裔，他可以获得中国公民身份。）
他被要求返还韩国政府为脱北者提供的超过2万美元的资助，并被没收了韩国护照。刘禹城说自己现在没有任何国籍，暂时非法滞留在韩国。
在接受电话访谈时，刘禹城说他现在全靠各种兼职工作过活，包括临时工，每小时大概能赚6美元。他说，自己常在网上被右翼活动人士骚扰，那些人仍然坚持认定他是间谍，并且谋划颠覆韩国的民主政权。
去年，刘禹城与之前为自己无偿辩护的女律师结婚，目前正在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希望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真的不想战斗了。”他说，“我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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