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考生之间年龄相差大;八十年代，高考一度还要先预选……
高考的“年代”记忆
参加过高考的人，记忆里总有一段关于高考的回忆。
这些回忆印刻着时代的印记：七十年代，时代的转折给一群年龄不一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考生有老有少;八十年代，激烈的高考竞争伴随着挑灯夜读和改变命运的期望;九十年代以后，出路的多元带来了更为多样选择的同时，对于高考的“重视”升温……
呼啸而过的回忆，记录下一群人渴求改变命运的追求。
□南国都市报记者 杨金运 敖坤 实习生 赵玉顺
七十年代
考生之间年龄相差很大
人物：朱运超
高考时间：1977年
时间已经有些久远。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朱运超已经29岁了。求学之路骤断的10年时间里，他干了7年农活，做了3年的初中语文代课老师。1977年的一天，他的一个亲戚步行10多公里赶到他家，只是为了告诉他一个消息：高考恢复了，你以前上中学成绩好，去参加高考。
“已经过去了10年，还可以吗?”朱运超犹豫。
“肯定能。”这名亲戚的鼓励，给了朱运超勇气。
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朱运超，做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文昌师范学校把当年那些求学之路中断的高中生聚到一起，开辅导班。“在辅导班学习了18天。”朱运超说，机会难得，大家都拼了命地学，辅导班培训结束后，大家又回到家中，夜以继日复习了7天。
和多年后的“高考大军”相比，朱运超的感受是，当时的考生有一大特点，年龄相差很大，班里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19岁。大家考试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进考场前，大家都有说有笑，考完后，大家又聊着，说一些笑话，走几公里的路回家。”
朱运超记得，那年高考是开卷考试，大家都带着资料。考试前，他把所有题目相对应答案处都做了标记，考试的时候，很快就找到了对应的答案，做出解答。
“那是无望里生出来的希望，大家都觉得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怕。”朱运超说，读书时大家虽然拼命，但乐在其中， “充满希望但又不寄予厚望”。多年后的今天，朱运超已经从教师队伍中退休。他的孙子如今也已经上了中学。“他也疲于应付考试，我时常跟他说没有必要这样，要快乐地学习。”朱运超说。
八十年代
参加高考前要先接受预选
人物：罗之文(化名)
高考时间：1984年
“那个年代，高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谈及自己在1984年7月在保亭中学参加高考的经历，罗之文心里涌动着很多回忆。他记得，当时全家都在农场，虽然父母都没读过书，但是都希望孩子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有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感觉。”
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罗之文废寝忘食地学习，临近考试的时候，每天睡觉不足5小时，拼命学习。有时，学校没有电，大家就点亮煤油灯或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我们那时不比现在，课外读物很少，如果能有一册复习资料，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罗之文记得，当时，新华书店来了一册新的资料书，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买。
令罗之文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考生不如现在那么多，但当时的录取率是很低的。而且高考前，还要进行一次预选。“那几年都是这样，通过预选，才能获得高考的资格。”罗之文说，在他所在的保亭中学，一般预选下来，就会“刷掉”三分之二的学生。“最后参加考试的三分之一中，也只有一部分能考上。”罗之文说，一个班50多个人，最后考上的只有十来个人。
“我哥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在保亭中学教书，他对我的帮助最大。”罗之文说，哥哥是自己最大的榜样。哥哥1979年参加高考，是农场的第一个大学生。每次放假回家，都会从学校图书馆带回不少课外书，其中有《唐诗三百首》和各种文学名著。在课外读物格外匮乏的八十年代，那些精神食粮足以让他受益终身，“现在的选择比以前丰富多了。”
九十年代
高考完就回家帮着收花生
人物：陈勋虎
高考时间：1997年
1997年的高考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回想起来，陈勋虎印象最深的是，“高考的时候，身上装着妈妈给的幸运符。”
陈勋虎家住万宁和乐镇，考试地点在万宁中学，坐大巴车前往要30分钟。那段时间正是收花生的季节，父母要下地干活，根本没有时间陪他去。母亲想得心细，在他出发前悄悄将一个红色的纸包塞到了手里。那是农村流行的“幸运符”，母亲希望能给他带去好运。
陈勋虎将“幸运符”装在口袋里，便独自搭车去了县城的考点。考试期间的中午、晚上休息都借住在姨妈家。
“考试几天，姨妈送过我一次。”陈勋虎至今记得，考试中有一天中午下大雨，姨妈就坐着风采车送来了一把伞。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场正常的考试而已。
相比起现在，陈勋虎最大的感受是，“现在太隆重了，高考期间似乎整个城市都在为之而动。爱心送考、父母接送等等，好像‘草木皆兵’一般。而我们那个年代，一点儿也不隆重，总体来说比较平淡，就是平时一场考试一样。”
前两天，陈勋虎看到报纸说，今年海南有6万考生，其中3.4万都可以上本科。相比而言，90年代大学的录取比例很低，要考上本科的压力大。“按理来说，我们那个年代的考生应该更紧张”，可陈勋虎的记忆中却没有“紧张”，“稀里糊涂就考完了高考”。考完当天他便回家帮家里人干农活、收花生了。
零零年代
拔掉网线一心备考
人物：符策伦
高考时间：2001年
海口市大同街道办事处主任符策伦这几天忙着带领团队清洁海南侨中考场附近的环境，还组织志愿者服务高考考生和家长。时不时，他也会回忆起自己参加高考的岁月。
那是在2001年，符策伦的脑海里都是高考的内容，有时半夜睡不着，也要爬起来做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很多同学家里都还没电脑，但自己家里已经有了电脑，他也顺理成章成了网民。网络给他带来搜索资料的便利的同时，也消耗着他的时间。
“考前最后3个月，我就把拨号上网的服务停了。”符策伦说，他当时在琼山中学读高三，氛围和现在的考生环境一样，都很紧张，父母都围着身边为他的高考服务。“家里为你操心一切。母亲每天都煲我喜欢的排骨汤，做我爱吃的西红柿炒蛋。”符策伦说。
符策伦认为，手机给学生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和现在的学生人手一部手机相比，符策伦读书那时，有手机的同学是很少的。但即使有手机，除了玩一下贪食蛇游戏，也就只能给家里打电话，想发信息也不知道发给谁。“100个同学里只有一两个人有手机。”
符策伦记得，自己参加高考的时间，是7月7日和8日。“那两天天气很闷，但我考试非常认真，外面有一声爆炸声都没听见，考完别人才告诉我。”
一零年代
考前太紧张彻夜未眠
人物：刘爽
高考时间：2013年
海南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刘爽是万宁人。高考前的那个晚上，他彻夜未眠。
“明天会考什么?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万一明天发挥失常怎么办?”2013年6月6日的晚上，刘爽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明天的高考。刘爽平时成绩不错，学习也努力，但是高考前的一个月自认为“过度放松”，这让他失去了高考答题的底气。
“很焦虑，心里的那根弦一直紧紧绷着”，刘爽回忆说，当时自己的问题是注意力太过集中在考试上，感觉胸口被一座大山压住一样喘不过气来。那个晚上，他翻来覆去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刘爽没敢告诉父母自己晚上没睡觉，径直就和朋友一起去参加当天上午的语文考试。令刘爽惊奇的是，自己不但不困，精神反而“异常亢奋”。但为了提神，他还是买了两罐功能饮料一口气喝下。进入考场后，刘爽的紧张感又骤然上升，他发现考场内前后一共有4个老师在监考，悬挂在考场墙壁上的摄像头也达 4个之多。
考试结束后，刘爽踏出考场，看到了在大门外等待的班主任。
“那一刻感觉自己像出狱一样释然。”刘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