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上海首次披露20件红色珍档：他们被拘捕的理由是共产党人
泛黄的纸片上记录着李立三、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名字。1931年的10月19日、20日，他们均被签发了拘捕命令，而实施拘捕的理由则是记录卡中，第三栏大括号外标出的大大单词“Communist”（共产党人）。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昨天，上海市档案馆在外滩馆启动“红色珍档”档案展，公开披露百件承载着上海红色记忆的馆藏珍品，其中近20件为首次公布。这些珍贵的文献、照片和实物，向人们呈现了那些属于上海的红色记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关于李立三、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的拘捕证签发记录卡。
“当我看到这张拘捕证上写着那么多共产党人的姓名，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中国共产党真是太不容易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邱志仁回忆起那一晚，在浩瀚如烟的档案卷宗中，意外发现这张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签发的李立三、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的拘捕证记录卡时，心潮起伏。
这张拘捕证来自于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档案馆研究人员正是从这份英文档案中寻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足迹。泛黄的纸片上记录着李立三、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名字。1931年的10月19日、20日，他们均被签发了拘捕命令，而实施拘捕的理由则是记录卡中，第三栏大括号外标出的大大单词“Communist”（共产党人）。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关于陈独秀的被捕记录
“光是我所翻译的这一卷中，以‘共产党人’名义实施逮捕的名单就涉及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记录在案的，曾被签发过拘捕令的共产党人就有上千人。”
邱志仁告诉记者，这些红色革命者是否最后被抓捕，仅从现有的历史记录中还无法判断，但是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另一份记录，上面清晰地记录了陈独秀被捕的记录：“中国共产党左派领袖陈独秀和他的11个主要助手于1932年10月被捕，该案于1933年4月26日由南京地方法院定谳。”
“这些历史记录都反映出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荣历史。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包括租界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在这样举步维艰的环境下，我党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下来，也证明了党的无穷力量和坚定的信念。”邱志仁感慨道。
除了来自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这几份记录以外，首次公开的多个档案文件，还第一次向公众呈现了寻找、保护和修缮中共一大会址背后的艰难。
华东局报告
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调查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的情况汇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地址的调查情况汇报底稿》、《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转报上海市委关于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地址调查经过情况及意见的函》、《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问题及处理意见的电报抄件》等档案显示，寻访确认中共一大会址的经过颇为曲折，工作人员还一度寻错地方。
五四运动期间出版的刊物《上海罢市实录》
进步刊物《少年中国》
这些珍档展示于展览的“红色起点”板块。此外，展览包括“思想启蒙”、“革命印迹”、“舆论宣传”等部分。“思想启蒙”部分主要展示了五四运动期间出版的刊物《上海罢市实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进步书刊等；“革命印迹”则记载了党成立后在上海领导工运学运、出版进步书刊、筹划指挥武装起义和地下活动等情况。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号外第1号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期
“舆论宣传”部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组织编撰出版的革命书刊。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一部分是创刊号，如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第一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号外第一期等；另一部分则是“伪装封面”书，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本本红色书刊在“灰色”封面的掩护下得以流传——这些档案资料，反映了我们党以正确舆论引导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使时局朝有利于革命方向发展的宣传策略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会议决案》伪装成《国色天香》
《红旗》（第6期）伪装成《快乐之神》
本次红色珍档发布标志着为期1个月的2016年“上海市档案日”系列活动主会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档案日活动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为主题，从档案的独特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砥砺奋进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怀以及创立、建设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市档案局将组织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有关文博单位，为广大市民带来各类展览、讲坛、档案故事汇、文博机构公众开放日以及档案文化传播活动，200余场精彩纷呈的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走近档案、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魅力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