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有幸到新加坡考察学习，并且亲历了议员接见选民活动，感触颇深。此次新加坡方面安排我们在周五晚上实地观摩了荷兰—武吉知马选区议员迪舒沙接见选民活动。
接见选民活动在晚上8点开始，但当晚7点多，就已有多员志愿者到达接见地点，他们的任务是引导来访选民按统一格式，将自己的情况、诉求进行登记，然后到电脑上打印，打印后排队等候和议员交流。迪舒沙议员则根据志愿者登记的顺序，依次与来访者交流。
选民们反映的问题并非只有国家大事，更多涉及自己的“杂事”。比如，有人反映的是自己的房子维修问题，有人反映的是孩子服兵役的问题，都希望迪舒沙议员帮助协调解决。类似房子维修之类的问题，迪舒沙议员当场就打电话找到了主管部门，大约十多分钟后，问题就得到了初步解决。有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研究处理，第二天迪舒沙议员则会把自己签名后的选民诉求书转到相关部门，三天后选民就会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复意见。大约六成以上的问题可一次性解决。
志愿者告诉我们，每次议员接见选民时，选民所反映的问题，都会通过电脑网络直接传送到人民行动党总部，这也有利于人民行动党中央了解选民诉求。当晚一共有40多名选民来访，绝大多数来访者都满意而归。而据志愿者介绍，当天到访的选民并不算多，他们最多一天曾接访100多人，一直忙到凌晨四点。但不管有多少来访者，议员本人一定要接待完毕。
当天晚上几个细节也值得提及：一是在现场不能拍照，而且原则上只能有一个人近距离观摩，其目的是保护来访选民隐私。二是当天有一个选民带着三个孩子一同来见议员，在等待间隙，志愿者还专门给孩子们提供了零食、玩具。三是现场的志愿者，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工作之耐心、态度之热情，都让人感动。
新加坡议员和选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让人赞叹。新方曾安排我们参观武吉班让社区，陪同参观的是该选区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张和宾博士，当他走进社区时，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认出他，而且他也能叫出多数人的名字，人们甚至知晓他的家庭情况。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监督，代表负有密切联系群众的职责。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制度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第一，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可以成为党和政府与民众日常沟通的最重要渠道之一。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相当于我们一个规模较大的地级市的人口数量，90名左右的国会议员通过定期接待选民，实现了政府与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和协调。我们五级人大代表约270万，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健全人大代表接待选民制度，各级信访部门的压力预计会大大减轻。
第二，代表接待选民需要制度保障。新加坡国会议员和我们人大代表一样，都是兼职。他们虽然本职工作繁忙，但不论担任政府部长，还是普通职员，都能坚持每周接见选民，这与执政党强制性的制度要求密切相关：要么牺牲休息时间接待选民，要么别参选国会议员。他们的接待选民制度几乎没有弹性，比如，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5月12日中风住院，他所在选区的其他四位议员就轮流代替他接待选民，保证接待工作不中断。
第三，议员接待选民制度产生实效有赖于代议机构权威的建立。新加坡政府部门之所以能够重视议员转交的问题，核心原因在于议会对政府全方位的监督。我们如果要借鉴新加坡的制度，也必须进一步依法强化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使人大能够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尤其是在监督权行使方面要真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只有这样，政府及相关部门才能真正重视人大代表转交的意见建议，从而积极主动地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存在多元民族、多个政党的国家。但是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能够一直长期执政，其重要法宝之一就是建立了国会议员直接联系选民的制度化机制。此制度最初由李光耀先生亲自倡导，并在人民行动党成立15周年时正式确立。随后，人民行动党在其党纲中明确，担任国会议员的党员“必须利用业余时间，每周至少与所在选区民众见面一次”。就目前而看，此制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的地方着实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