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双叒叕政变了？
7月13日，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声明，取消原定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举行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招待会，同时，法国关闭了安卡拉大使馆和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理由是安全问题。
作为有数百年中东经验的老牌殖民者，法国的嗅觉一向灵敏。法国关闭大使馆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政变，坦克开上街头，战斗机在首都上空巡航，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被封锁，广播电台出现了士兵的身影。但从新闻照片来看，土耳其人并不显得特别惊慌，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相当淡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每十几年必然要上演一次的“例行”剧情。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2003年政府则挫败了军队推翻政府的密谋，为此在2010年后一次性判处数百名军官有罪，完全清洗了高级军官团。
这一夜双方激烈交火，目前看来埃尔多安政府正在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第六次政变恐怕要和第五次一样夭折。
抛开那些只能算是分赃团伙的非洲小国政权，土耳其这个政变频率在大中型国家（土耳其被列入“G20”国家）中算是非常高的，56年政变6次，仅次于80多年夺权20次的泰国军队。为何土耳其军方如此喜欢干政？为何21世纪的多次政变均未能成功？这要从二战后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说起。
红与黑的时代
二战前，凯末尔及后继者控制的土耳其政府非常亲苏联，1934年还在苏联援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比中国早了19年）。但二战中，土耳其一度以为德国将胜利，又捡起了历史上的亲德传统，和苏联翻脸，向纳粹提供大批军事物资。二战后，美苏对抗，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倒向美国，在195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土耳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面向西方吸引外资，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断推进一波波的私有化。
虽然在独立时放弃了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近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之和，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地跨欧亚，是面向海洋的工商业地区，东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的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的90%以上。在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之下，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总的来说，军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和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异不断加深，经济波动越来越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繁荣党领导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
埃尔多安来了
埃尔多安在大学期间加入了这个福利党。1997年军方政变成功，解散繁荣（福利）党，埃尔多安和其他一些党员重新组建了贤德党（美德党），更加强调用传统的伊斯兰道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从50年代到21世纪初，土耳其内部始终存在发展经济和安抚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控制大多数基层社区的伊斯兰势力屡屡插手世俗政治。但总的来说，现代化经济不断增长，以西部城市为根据地的军方世俗派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避免土耳其军队加入反以色列联盟，也往往为军事政变提供外部支持。所以，从1960年到1997年，四次军事政变都成功地扭转了政局，阻止了宗教党派上台，同时也保住了军方自己的庞大利益。2001年，贤德党再次被军方强制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