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近影。
李吉先生在研究红军东征过程中始终遵循“实地考察、口述史辑录、文献印证”的“三重证据法”治学理念
〖核心提示〗
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吉，在姓氏谱牒与根祖文化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在此研究领域有“南王北李”之说，“南王”指原上海图书馆馆长王鹤鸣，“北李”即指李吉。
退休后，他笔耕不辍，发表和出版了关于姓氏文化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近200万字。除此之外，还经常受邀前往江苏、河南等省讲学。
然而在早些年，他从事的是党史研究工作，曾撰写《东征记述》，是山西省最早研究红军东征的人。1971年，他首次触及红军东征历史资料。在以后10年的工作中，他重走红军东征路，沿途遍访相关人士，最终完成一部系统研究红军东征的历史著作——《东征记述》。1987年8月，这本书刚一问世，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报刊争相转载。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之际，笔者特意采访了《东征记述》的作者李吉老师。
徒步追寻红军东征足迹
李吉生于1944年2月，清徐人。已经70有余的他，声音依然洪亮如钟。日前走进他的书房，一股浓浓的书香扑面而来。古朴的两排书架挤占了房间的两面墙，把本来面积不大的房间填得满满当当。走回客厅，又见占满了一面墙的书架，各种书在里面密密地排列着。这大概就是李吉老师积累了几十年的心血吧。采访就在这明亮的客厅开始了。提及他早年撰写的《东征记述》时，他用略带乡音的口音，细细讲述了这本书撰写的历程。整整两个多小时，他沉浸在回忆中。他用“十年耕耘、集腋成裘”8个字，概括了《东征记述》从酝酿到成书的全部过程。撰写一部近15万字的书，用了10年时间，这让笔者联想到“高难度”和“严谨”两个词汇。
他讲到，《东征记述》并不是一开始就选定的课题。早在1971年，他还在孝义县政工组工作时，就初次触及毛主席东征的话题。在上世纪70年代，省里拟组织人前往毛主席东征时路经石楼、孝义的旧居大麦郊、郭家掌（今均属交口县）等地参观学习。于是邀请当年随同毛主席东征的贴身特务员（警卫）白海山前来，沿着毛主席东征的足迹，讲述毛主席东征时的革命活动，确认东征路线和毛主席旧居，为筹建纪念馆做先期准备。李吉作为孝义县政工组工作人员，一路陪同，有幸聆听了白老的讲述，并依据白老的指认，对红军东征路线及毛主席旧居进行了实地采访、考察，积累了第一批红军东征的素材。
1973年5月，李吉调到吕梁地区文化局，从事文物工作。在进行文物普查时，以“毛主席在吕梁的革命实践”为主线，先后与石楼、交口、孝义、柳林、中阳等地的文物工作者，沿着毛主席东征足迹，从毛主席踏上黄河东岸的第一个落足点石楼东辛关白玉光店开始，顺着义牒（留村）、张家塌、孟家塌、罗村，进入交口县大麦郊（冯家港）、郭家掌、孝义县兑九峪（金斗山），而后经双池、回龙到达康城；其间还重点走访了周总理东征期间亲手创建的第一个苏维埃地方政权柳林县三交镇（原属中阳县），瞻拜了刘志丹牺牲的鏊子圪塔，经车鸣峪抵达关上，考察了关上大捷和金锣镇大石头战斗的遗址，理清了红军东征在吕梁的基本脉络。嗣后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经袁家沟、高杰村，抵达红军东征的决策地和出发点瓦窑堡，走访了当年的老红军、老干部，查阅、复印了一批珍贵文献。
说到这儿，李吉老师加强了语气。他说，这一轮千余里的往返考察，几乎全是步行。
搜集文献资料约500多种
李吉老师在搜集整理“毛主席在吕梁的革命实践”的资料过程中，逐渐地意识到红军东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红军东征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地区，并将进犯的目标指向山西、绥远。在这国难民危的时刻，国民党、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国民党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弃“剿共”。而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于1935年12月17日在其驻地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1936年2月20日，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兵分两路渡河东征。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于同年5月初回师河西，结束了这次东征。
红军东征山西时，遍撒革命火种，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红军东征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是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前奏曲。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79年以前，红军东征并未列入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只有一些片断的回忆文章和部分地区的零散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战线得到解放，一大批当年参与红军东征的老干部在其回忆录或访谈录中，从不同角度再现了红军东征的各个侧面。这样的历史环境，为李吉广泛寻访历史见证人，纵深拓展更全面、更系统的新资料创造了条件。
1979年5月，红军东征时的黄河游击师师长（东征期间改任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的爱人王腾波来到吕梁，为撰写阎红彦回忆录搜集文献资料。李吉受中共吕梁地委的指派，对阎红彦当年在吕梁山区创立“晋西游击队”，率领黄河游击师转战中阳、柳林、离石、方山、石楼、交口等地的革命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历时一个多月，访谈百余人次，再一次踏访了红军东征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最重大的收获就是沿着红三十军活动的轨迹，实地考察了隰县蓬门、永和赵家沟、上退干、永和关等红军东征的战斗地点和毛主席率领红军总部居住的旧址，采集、补充了一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之后，在吕梁多方面的支持下，五上北京，三到太原，二去陕北，再下永和，走访了程子华、郭述申、舒同、黄石三、马佩勋、曾保堂等一批红军东征时的领导干部和地方群众，查阅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山西省文物馆、省公安厅敌伪档案室等部门珍藏的文献资料。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徐海东之子徐文伯（时在军事博物馆任职）的帮助下，抄录了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周士第亲笔撰写的“东征日记”。该日记是64开的蓝色小本，记录了从1936年1月红十五军团奉命东征，一直到1936年5月从永和关回师陕北所发生的事。该日记不仅引证了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重大决策、军事部署、重大战役的往来电文和敌军势态，还系统地记录了红十五军团的编制序列、行动路线和历次战斗，以及与之相关的红军总部、红一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的重大活动，堪称东征期间红十五军团的简明战史。李吉继而查阅了《聂荣臻回忆录》、肖华的《长征日记》等一手资料。
李吉先后搜集、整理的红军东征文献资料大约有500多种。据李吉老师介绍，当年搜集的这批资料历经沧桑。前些年，他将仅存的30多年前的采访笔记，数十册文献书籍，连同几十幅陈年照片全部捐给了永和县“毛主席东征纪念馆”。去年，该纪念馆又将他十余年积累的各种调查采访笔记，逐页整理，分类编排，印成约20万字的《李吉红军东征调查采访录》，作为讲解资料，供参观者阅览。
十年磨成一剑
李吉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对占有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编排，列为：红军总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后勤供应、地方工作、统战工作、敌伪档案等九大类别，而后综合分析、相互印证、纠谬辨误，经过半年多的梳理，终于将多人零星回忆，各方面的片断资料融会贯通，于1980年6月写成《东征记述》第一稿文本。后被刚刚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列入省党史研究室的重大课题，于1982年送达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等有关部门，及程子华等老领导审阅。1986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晋祠宾馆举办了纪念红军东征50周年大型活动，邀请程子华等十几位老领导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各市党史工作者进行座谈，专题论证，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和研究成果，补充修改，成为定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8月正式出版。
《东征记述》面世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1988年获山西省历史学会首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山西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蓝本，拍成了《红军东征》电影。
最后，李吉老师谦虚地说：“拙著旧作已淹没在后起之秀和新作巨帙的光环之中。但40年前重走红军东征之路的历史印记仍深留脑海，应用‘实地考察、口述史辑录、文献印证’的‘三重证据法’治学理念，使我终身受益，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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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微档案
李吉，1944年2月生，清徐县新庄村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就职于孝义县委、吕梁地委，1980年后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早期从事中共山西党史和地方史研究，后转入姓氏谱牒与根祖文化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25部（含合著），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红军东征》《贺龙在晋绥》《张叔平传》；《中华族谱集成》《中华百家姓始祖图典》《中华姓氏文化大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