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犯罪给传统刑法带来挑战（资料照片） 记者 王湧 摄
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博和法律论坛 记者 胡蝶飞 摄
在刚刚闭幕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上，上海警方通报了一组数据，今年以来，上海公安网安部门共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案件60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17人。
从电信网络诈骗，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已经成为危害民众财产安全的新型犯罪形式。如何规制新型网络犯罪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在近日由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会和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博和法律论坛上，刑法专家们聚焦网络数据安全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等问题展开讨论。专家认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犯罪给传统刑法带来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涉嫌犯罪行为，建议考虑适当调整扩大犯罪圈，增设一些新罪名。同时，与会者认为，如今的网络不再仅是虚拟空间，有必要针对互联网犯罪加大司法解释力度。
网络安全
互联网+给传统刑法带来冲击
建议增设罪名扩大犯罪圈
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主旨发言时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刑法带来一定冲击。“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一共有400余个，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一些新的行为出现了，影响社会秩序却没有得到规制。”周光权说，尤其是在大数据方面，比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前是按照民事侵权来处理，后来刑法中才新增了这一罪名。
“但这还远远不够。”周光权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反恐等领域，还出现了很多新类型涉嫌犯罪行为，建议未来考虑适当调整扩大犯罪圈，增设一些新罪名。
周光权在发言中表示，刑罚制度应该作为社会共治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刑罚结构整体上来说是偏重刑结构，法定刑设置还不尽合理。”周光权认为，应该重视轻罪与社会秩序的关联，增设新罪调整犯罪圈的同时，也要考虑降低调整刑罚结构。
此外，周光权认为，在调整刑罚的同时，还应考虑出台或修改一系列配套法律和改革细则，更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但也有与会代表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刑法是规范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规制新型网络犯罪，只有在立法上先行出台一些行业监管的相关规定，才能最大程度地规制新型网络犯罪。
建议从法律上重新定义个人信息
侵犯数据权，刑法究竟该如何应对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形成黑色产业链。上海警方在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公安已侦破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68起，刑事拘留165人，打掉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团伙40余个，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近2200万条。其中，投资理财、房产中介、汽车销售保养、医疗、物流、教育等行业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
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护信息安全？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也成为专家热议的焦点。
在国家网络安全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上，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基于数据生存的时代，每个人都不断地生成数据，这个数据又不断地被人收集利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涉及个人信息买卖、诈骗、绑架、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专家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出路在于制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律要对个人信息属性和保护模式给予重新定位，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是为个人设定的一项权利，更是旨在构建一个平衡个人、信息使用者和社会利益的法律框架。
在第八届博和法律论坛上，主题为“网络类犯罪问题研究”的第二分论坛中，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周健发言时也对数据的采集和运用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表示关注。周健表示，支付宝等网络信息采集，涉及到个人信息、财产信息、甚至指纹信息，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些信息被采集后，如果不加以保护，被进行二次加工，就很容易产生犯罪。”周健认为，应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业发展间找到平衡点。此外，周健建议，可以在刑法中增设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用以规制信息服务商泄露个人信息。
“数据在今天已经不单单是一串代码，其背后是有很深层次的权益，掌握了数据权，其实一定程度上背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很可观的。”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思维发言时表示，侵犯他人的数据权，刑法究竟该如何应对，是不是应该予以规制，值得探讨。王思维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刑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认定也值得重新定义。
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
建议针对互联网犯罪加大司法解释力度
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朋友或同事聚会，每个人都拿着手机，现场可能没有人说话，但却在微信群里聊得火热。
那么，网络空间能不能作为刑法当中所保护的社会秩序或公共空间？
在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周健看来，法律上对于网络犯罪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扩张的过程。原来的刑法中涉及互联网的只有两个罪名，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当时还只是把网络作为一个犯罪对象。”周健说，后来发现网络犯罪在扩张，又把网络犯罪向网络犯罪工具角度扩张。
“网络空间与我们真实生活的空间已经非常紧密。”周健在论坛发言时说。2013年，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划定网络言论法律边界。“我个人是比较赞同的。”周健同时提出，但也不能单纯以点击数、转发数来评价他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在司法实践运用的时候，对网络犯罪是否危害社会秩序还要有更具体的判断。”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思维发言时说：“我觉得如今的互联网，不再是一个虚拟空间的概念。”王思维认为，互联网空间的行为，往往会直接投射于传统社会生活当中，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对于这样一种互联网的升级或者进步，我想刑法是会有所举动的。”
王思维表示，立法有其滞后性，法律能否顺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法实务者对法条的解释。“对网络犯罪而言，法律解释显得尤为重要。”王思维认为，有一些网络犯罪方法是非常特殊的，牵涉到大量技术问题，比如网络流量劫持案件，其犯罪技术和行为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王思维认为，对于一些互联网新类型危害行为，如何适应刑法等，不一定非要等到立法，可以通过加大司法解释，来建立相应规则予以规制。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犯罪边界模糊
建议从立法、司法层面厘清
P2P、校园贷、培训贷……近年来，网络金融犯罪成为网络犯罪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危害也比较大。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毛玲玲在围绕“互联网金融涉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规制”发言时提出，互联网金融是否涉罪的问题，她认为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都需要思考，互联网金融涉罪的边界在何处。
“2013年像余额宝这样产品的出现，对传统金融交易方式带来冲击。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毛玲玲表示，对于是否将其纳入刑事监管也有过争议。“但互联网金融发展至今，互联网金融有没有可能不是非法集资？到底是在什么范围之内使用？实际上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毛玲玲认为，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边界，罪和非罪，还比较模糊，难以厘清。“我觉得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从司法层面，都需要思考，厘清互联网金融涉罪的边界。”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卫东表示，他认为区分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是否非法集资类犯罪，罪与非罪，其关键还是得看这一平台服务的实质细节，要区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的区别。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谢向英表示，从 P2P 到 ICO，互联网金融发展日新月异，变化非常快，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值得探讨。谢向英表示，“在一些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类案件中，很多企业也好、个人也好，都有一个免责声明，有一个书面的清单，甚至网上会设计一些投资类型。这样的一个声明，其证明效力如何，值得探讨。”此外，在此类案件涉罪数额计算时，是否按每一笔合同、每一笔投资累加计算，同样存在探讨空间。
此次论坛主题为“理念 制度 实践——97《刑法》颁行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与会专家还就证券类犯罪问题研究、涉税类犯罪问题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