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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死了。他死在了被警方带回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被警方控制的理由是涉嫌嫖娼。
这恐怕是这两天社交平台上最热闹的话题——“人大硕士”“涉嫌嫖娼”“孩子刚出生”，这些因素无疑让故事更具话题性。在许多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群里，围绕雷洋死因的讨论彻夜不休。然而，除了北京昌平区警方的官方回应，经历几夜风雨，有助于解答人们疑问的报道依然稀缺。猜测、质疑、阴谋论，在许多讨论中频繁出现。呼唤正义的口号在指间传播，传播真相的陈述却缺失。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发生了什么”，远比“为什么发生”要快得多，人们附加的情绪容易让传播脱离正常轨道。雷洋事件发生后，有人指出不该突出其身份和家庭背景，而应集中追究死因本身。这一观点固然没有错误，但不得不承认的尴尬是：假如雷洋不是人大硕士，假如雷洋不是一个刚做爸爸的年轻北漂精英，其遭遇被公众所关注的范围和速度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情绪带动了对真相的追问，但情绪也可能带偏人们对事实的理解。
要解答雷洋到底为什么死，技术上不困难。不管他有没有嫖娼，有没有被冤枉，警方应当有执法记录。依据常识和执法规范看，现场的警察也不是一个。其次，通过法医，雷洋的医学死因也可以有确切结论。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走司法程序的时间往往比人们所期待的要长得多，在这种事实的空窗期，种种猜测才会肆意发酵。
雷洋的死亡不应该是一件离奇的事情。除非上面提到的几个环节被人为隐瞒或篡改，否则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仅凭新媒体上的沙盘推演，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人们更应当期待的是详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以及具有公信力的官方信息。对前者，应当追求核心信息来源的突破，不止步于外围采访；对后者，鉴于现在该事件所激起的强烈社会反响，更高级别的公安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理应站出来说话。
遗憾的是，在许多新媒体事件传播的初期，新闻当事人常常是缺席者。比如，在前段时间发生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中，因为当事女生有限地接受采访，而其他目击者一时不知所踪，所以坊间出现了一种对新闻反转的忧虑。而因为雷洋的家属仍然处于巨大的悲痛中，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暂时没有接触媒体，警方成为了最核心的当事人，因而，他们的回应备受关注，甚至被骂也就很正常。
为适应新媒体时代人们对真相的渴求，权力机关应当转变思维，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但是，人们也应当理解权力机关表态所应有的慎重。在人们等待真相的时间里，可能要经历公安机关对办案民警行为是否妥当的调查，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督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以及当地党政机关对事件的关切。这些部门内部的互相制约，能够让真相变得更加清晰，但是也注定其表态要比新媒体传播慢一拍。
2013年，加拿大华裔学生蓝可儿在美国一家酒店死亡，美国警方在4个月后才给出最终结论，其间经历了几乎是全球媒体的轮番拷问。即便如此，调查结果公开后，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警方的结论。很多案件被传播后，经常有人给出一个自己乐意相信的故事版本，或者在权威消息来临之前给出一个自己的预设版本。在这种复杂的传播环境下，权力机关既不能做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也不能在没有调查清楚时就轻易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