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采访杨履晋后人。
他曾任清光绪年间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湖南宝庆府知府等职。其所到之处，庶狱多所平反，积案多所清理，民称“便利”。笔者一行于5月2日第三次前往忻府区杨家庄村和东楼乡东楼村，与其后人一起追忆——
〖核心提示〗
忻府区杨家庄村位于忻州城东，西邻牧马河和东城门楼。丙申仲春，田野和暖，万木青绿，我们忻府区作协数位同仁，沐浴着和丽的阳光，乘车前往忻府区长征街办事处杨家庄村，采访清代光绪年间进士、廉吏、法学学者杨履晋的后人杨成和先生，并一起浏览了位于村东北的杨履晋先生曾住过的地方。之后，我们又乘车去忻府区东楼村采访了杨履晋的外孙、现年80多岁的张六毛，获得了一些关于杨履晋的资料。杨成和告诉我们，他与杨履晋属于一族，叫杨履晋“爷爷”。按《杨家族谱》记载，杨履晋始祖是在明洪武初年从朔州马邑县圪针沟来到忻州定居，到他已是杨家32世，而杨成和是34世。作为土生土长的杨家庄村人，他从小就听村人讲过爷爷杨履晋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
仰慕先贤，志做一代能臣
忻府区杨家庄村位于忻州城东2公里处，据传在清代以前，这里原是一片空地，并没有人居住。清康熙年间，社会安定，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兰村乡晏村杨氏家族为经商方便，便来到距离忻州城较近的东门外定居（一说从忻府区东街挪出东门外居住，似为避战乱），历经多年，人丁逐渐增多，该村也就起名为杨家庄村，直至如今。
这个杨氏家族，代代有家传祖训，尽管以商农生活为主，但他们对读书十分重视。到本村杨氏第31世便走出了一个叫杨树本的年轻人，考中举人，被推荐到石楼县任训导，从此杨家庄便有了步入官场的学子。
杨树本有三子，长子履和、次子履晋、三子履道，从小都爱学习，并随父在石楼县生活。不料次子杨履晋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们没有了依靠，遂回本村开始了半商半读的生活。忻州《秀容诗文丛》曾介绍，杨履晋从小“颖敏迈众，见者俱器重之”，同时他敬仰清官，对传说中的包拯歆慕不已，长大决心效法包拯，为民办案。据此，他还以本郡先贤、大诗人元好问为榜样，曾踏迹访踪，在元好问少时读书的忻府区福田寺拜访，追觅元好问的足迹。在诗《游福田寺》中他写道：“兰若临松涧，东岩著色屏。河流萦郡白，岭抱入关青。偶作云林客，闲闻贝叶经。读书人未见，浑欲问山灵。”对元好问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为成就自己的理想，他不断攻读。在母亲岳氏的督促下，在哥哥杨履和的协助下，在家里学习举人、进士考试科目，专研历代律令，尤其是战国时的“申韩之学”，为将来能够步入仕宦、为民执法打下坚实基础。他在《深柳堂记》一文中写道：“先慈岳太夫人携孤归里，旧时斋舍半就倾圯，独斯堂完好。一日谓晋曰：此汝父读书所，汝欲继父业，非从此苦读不可。晋于是读书于是堂。先太夫人篝灯伴读，督责不少恕。如是者，亦有年。”正说明他家教的严谨和自己读书的勤苦。不到20岁，他开始在忻府区授徒，教授学子。后在山西学正王可庄的推荐下，调入省城令德堂学习。在清光绪壬午年考中举人，癸未年以三甲第39名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钻研律法，平反冤假错案
我国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申不害和韩非影响巨大，其法学思想已载入史册，杨履晋对他们的研究从小至大，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考中进士后，他便进入刑部工作，这或许和他的爱好和专研律令有关。在刑部，他从员外郎升至郎中、秋审坐办勘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官场进步的表现。
杨履晋沿袭申不害、韩非子观点，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又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意思是法律应该平等。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在刑部任职期间，利用担任秋审处坐办勘理的身份，大力平反冤案，受到老百姓称赞。当时社会政局比较混乱，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持久爆发，不少无辜民众被牵连下狱，对下狱民众治罪之证据不足的案件比比皆是，民众深受其害。杨履晋经过查勘，对直隶州府报上来的不少严重缺乏证据的案件进行纠正，确实无罪的给予释放处理，大力缓解了基层老百姓对清政府的敌对情绪，为缓解京城治安做出了一定贡献。
需注意的是，杨履晋办案是在当时清朝政局十分混乱、国家形势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当时像他这样仍然尽忠职守、为民服务的清廷官员已经不多。从他的诗《都门杂咏学遗山俳体》中可以看到，当时八国联军的炮火已逼近京城（连营烽火照甘泉，沧海横流在眼前）。北京正阳门外两千余家房屋已被烧毁（已闻亳社有鸟鸣，又见蚩尤铸五兵），而他从家乡忻府区捎来的书信得知，父母因战乱已离开本村，到忻府区刘家庄避难，在朋友的帮助下，暂时能吃上饭，不致饿死。在此情此景仍能专心审理案件，其对清廷的忠诚、对民众的负责，由此可见一斑。
行使监察职责，整顿政风
甲午海战前后，朝政日非，各级衙门纪律松弛，官员不满朝政者比比皆是，而对具体的行政工作、刑事工作，潦草从事、敷衍应对、不敢担当，给全国政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此情此景，光绪皇帝力推改革，并于1898年6月颁布《明定国是诏》，主张变法，并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惩戒措施。由于杨履晋在刑部工作表现突出，光绪皇帝遂将他从刑部员外郎提拔为郎中，专门负责对刑狱案件的监督和考核。他任职后，不徇私情，大胆工作，弹劾贪污受贿官员，建议光绪皇帝免去个别不称职的官员，纠正、并公开审理了一批疑难案件，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低迷的清末官场风气，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同时，面对国危势颓，外夷虎视眈眈的国家现状，他也从多方面坚决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明显属于朝内改革派一员。从他所写的《读战国策·十二首》“武灵骑射自英雄，变俗居然塞外通。良将若教颇牧在，直驱胡马到关中”的诗中，也能看出他的思想观点。所有这些，都为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颁布《明定国是诏》主张变法，开展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为民做主，大力清理积案
清朝末年，即1911年，全国政局混乱，尤以湖广为最。为此，清廷任命在司法方面颇有建树的已是“京察一等”的官员杨履晋到湖南宝庆府任知府。
湖南宝庆人健讼，几位前任知府又因为种种原因，留下不少积案，民多到知府上访。杨履晋到任后，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一方面看到民间老百姓“蠢蠢欲动”，意欲举旗“造反”；又看到宝庆民间积案甚多，府衙经常遭受围攻。面对混乱不堪的宝庆，他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一是注重联络宾僚士绅的感情，忙里偷闲，经常和他们饮酒，邀请他们到距离宝庆城很近的双清亭作诗酬唱，及时掌握基层动态，稳定宝庆政局；另一方面，他面对宝庆的实际，主张“严刑峻法”，时刻铭记韩非子“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的古训，对一些胆敢闹事的“刁民”处以重刑，同时对宝庆长期积累的数十起案件，进行大力清理，该调解的进行及时调解，该判决的及时给予判决，该纠正的也坚决予以纠正。其雷厉风行的办案作风受到当地老百姓称赞，也为暂时维护宝庆的平安做出了一定贡献。
萧然回乡，闭门啸吟终日
显然，历史的轨迹不是一个贤能清廉的官员所能主宰的。正当杨履晋在宝庆认真为民做事的时候，1911年9月，湖南大地反清声浪已经高潮迭起，长沙独立，民国新军又欲来攻打宝庆，在局势危机之中，杨敬儒当即挂冠归隐，一天夜里，他与仆人停舟于双清亭下，准备回归忻州。他在诗《北归行》诗中写道：“举兵环郡署，逼我就羁束。不惜挂冠迟，惟愿归田速……风波共一舟，骨肉兼童仆。”其痛苦失落的心情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从此，他归隐忻州。忻州《秀容诗文丛》写道，他回籍时“行礼萧条，亦如寒素，杜门谢客，啸吟终日，已不复问世矣”。一代颇具法治情怀的廉吏能臣，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需要补充的是，他不仅在法治方面颇有建树，就是在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也受人称道。光绪甲辰年，其母病逝，他回家丁忧。正值清政府矿务局要在山西修建同蒲铁路，他伙同当时忻州的负责人勘察地界、筹集民工、捐助资金，全力协助办理，为北同蒲铁路建设前期工程尽了力、立了功，至今受到村里老百姓的称赞。同时他在仕途生活中还以清廉著称。他在老家仅仅有先辈积攒下钱修建的房屋10间，且已破旧。他在为母丁忧期间，见有渗漏，急命家人补葺之。 他在《深柳堂记》最后写道：“况斯堂附先人敝庐，又为晋昔年家庭教育地。若听其湮没而不为纪述，读书之谓何？罪戾滋甚矣。因识其始末，使子孙登斯堂者，油然动观感之思，知吾杨氏清白传家，渊源有自也，谨记之。”正说明他一身清廉，无愧社会。
他在青年时代拜访元遗山（元好问）墓时写道：“五花坟下草恒春，清气依然万古新。文献州中遗稿在，金源史笔属诗人。”他一生除去为民执法等典型事迹外，还写下100余首诗歌流传后人。这让我们感受到他坟头永远是“墓草恒春，气清依然”。他不愧是元遗山先生的追随者，他与元遗山一样，永载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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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履晋微档案
杨履晋（公元1851年——约1920年），字康侯，忻府区长征街办事处杨家庄村人。1883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秋审处坐办勘理、京察一等、湖南宝庆府知府等职。1911年秋，从宝庆知府任上挂冠回忻府区隐居，著有《欲自得斋诗文集》。
张斯直/文 潘德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