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南及其附近地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最为丰富的地区。这里有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与历史时期一脉相承的人类发展历史。在华北北部泥河湾有距今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沿着太行山向南及晋南地区，分布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还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及细石器遗存，它们与华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徐水南庄头遗址（1000～8800BC）、北京东胡林遗址（8700～7800 BC）与转年遗址构成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完整”年代序列，并且与当地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在时代上紧密相连。
二、中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与江西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北方旱作农业的“粟”应该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河北南部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已经出土了人工栽培“粟”。但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中国南方或北方，栽培植物都不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来源，采集仍然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之末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栽培植物才成为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人们的栽培植物品种也由一种发展为几种，而传说的神农炎帝就应该出现在这一时期。
三、传说的神农炎帝之出现，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历史性标志，神农氏的继承人是炎帝、后稷不同时期的“农神”等。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认为：“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区，即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北方粟作农业区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高平属于中原地区的北方粟作农业区。就中国历史文化而言，中国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作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北方粟作农业区要比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重要，它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中国古代的“五谷”包括稻、黍、粟、麦、菽，粟或黍即“稷”，“稷”为百谷之长。
第二，从另一角度来看，“龙”是中华民族神化的“图腾”，而“龙”与农业息息相关，“龙”实际上早期是中国古代北方的“农神”，“龙”在甲骨文中多与人们求雨有关。中国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区，对“水”的需求更强烈。因此“龙”对于“北方旱作农业”更为重要。
第三，自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之初，黄河中游地区实际上成为早期中国的核心地区，这里的农业经济之于国家政治比其它地区更为重要。因此这里的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业经济，成为国家农业经济的象征。我们只要从“国家”政权象征的“社稷”即“社”之土地与“稷”为国家经济象征，即可看到“稷”之重要，而“稷”即“粟”或“黍”，而非“稻”。“稷”是作为“农神”的“后稷”与“农神”活动地的“稷山”均在中原就说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社稷”以“粟”、“黍”为农业物化载体，中国古代的“农神”——“后稷”及其根据地“稷山”出自北方旱作农业地区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晋南的小米至今享誉全国，这应该是晋南悠久“历史传统”的反映。晋南及其附近地区（河北南部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北南部磁安遗址等）又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地区。
四、晋南及其附近地区还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考古发现的关键地区。这里应该是继神农炎帝之后的“五帝时代”核心地区，以高平为中心，河南新郑黄帝故居在其南，濮阳帝喾、颛顼与虞舜在其东北，襄汾陶寺的“尧都平阳”在其西北，夏商都邑在其西南。按照传说的“五帝时代”应该来自“三皇”时代，“五帝时代”其直接“传承者”应该是神农氏—炎帝。那么神农氏的传说恰恰在“五帝”的核心地区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了！
五、从史前到“三代”中原之“中”的三次变化以高平为中心。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的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髀骨、龙山文化的襄汾陶寺的圭表与三代的何尊铭文、《保训》竹书反映的“地中”变化与“定型”，可以看出晋南高平基本位于上述不同时期的三个“地中”之“中”。传说神农炎帝在此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高平羊头山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对探索神农炎帝传说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一考古发现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是十分急需的科研工作。我们期待羊头山仰韶文化遗址的更多、更重要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