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山势而出，勺水南流。这个头开得漂亮。
浙江在线11月25日讯 前一篇是说天目山的“地理”，这一篇，以外形的“山”为支点，过渡到“勺”这个可以深入的“人文”。
很多人都知道，杭州的山势，绵延而来，是在天目山开头的。天目两峰，顶各一池，左右相应——上可“洞天”，下可祐人。
山势能看出运势，能昭示繁盛——从这个角度来说，杭州的幽而不闭、文而不阴、荣而不破，或许和天目山是有关的。
所以，更加应该由外及里地去读一读天目山：除了山势，更要读的因山势情景而来的人文的内核。青青其来，夏繁冬消；卿卿其里，浑沌不灭。内里，才是支撑天目山真正的力量。
一
4000年前的这个人，不能忘记，他是我们很多浙江人，特别是杭州人的祖先。记不住他，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这个人叫禹，黄帝的玄孙。
这一天，禹的心情特别好：“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欢乐（《吴越春秋》）”。在统领各个部落之前，他已经代父“执政”37年。而今，洪兽已降，天下大定。定，因洪水；出，因洪水——他受命于中国史前的危难之时，“以铜为兵。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越绝书》卷11）”。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抗灾救世的英雄。如果不是因为洪水，他可能无法被部落成员推为首领——和曾祖黄帝的“五十二战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不同，不靠武力而获得部落联盟首领，禹是一个突出的例外。
这个“例外”征服了始皇帝赢政。
秦始皇曾五次南巡，公元前210年的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秦始皇本纪》）”。这个心有天下的男人曾登天目众山。
古会稽山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争论，争论中有一部分专家通过考据（《史记·河渠书》、《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越绝书·地传》等）的材料后认为：会稽山，由大禹在大会诸夷后，将茅山（防风山）改名而得，防风山在古防风国，古防风国在湖州，属天目山系。
两个最伟大的王以一种近乎神交的姿势在天目山边对视。他们到底对聊了一些什么没人知道，知晓的是一个“九江已疏、葬会稽之山。”一个正在刻碑“明法规、颂秦德”。勺水出焉，其水南流，江兮山兮无可见。赢政这一拜，隔空已是2000年。
二
整整1500年后，官至一品的赵孟頫来了，任江浙儒学提举——掌地方儒学，一个并不大的官，从五品。
真正“认识”赵孟頫的人应当知道这些事。
公元1311，赵孟頫57岁，应召赴京。千里劳顿到达大都四个月后，一路跟随的长子赵亮病逝。赵孟頫“老来丧子”苦不苦？他写过一封信，“十月十九日到大都……长儿得嗽疾寒热，二月十三日竟成长往，六十之年，数千里之外，罹此荼毒……”仅几年后，人事再殇，“孟頫不幸，正月廿日幼女夭亡”，他“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又几年后的延佑六年（1319年），夫人管道昇病逝于临清舟中。赵孟頫又写信，他说“如空华然”。
在那个朝代，唯一的安慰，只有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赵孟頫写了五封信，一封封都捎到了天目山，写给了“中峰和上”。
“中峰和上”，杭州钱塘人，赵孟頫及其夫人管道昇都是他的弟子。他15岁出家，24岁“径往天目山之‘死关’，参谒高峰禅师，肋不沾席，为元代临济宗一代祖师，圆寂后被仁宗赐谥“普应国师”，被尊“江南古佛”。
天目山中峰禅师之于尘世赵孟頫，他们之间并不对等：一个为“引”，一个为“悟”；一个足够的豁达，另一个足够的谦逊。
中峰和尚作《勉学赋》：“古人学才学艺，而极于达道；今人负学道之名，反流于才艺”；赵孟頫则切实地将中峰和尚看作自己精神提升、了脱生死的导师，在天目山找到了“暗室之薪烛，迷途之向导”。
最后一次给中峰禅师写信是1322年闰五月二十日。这一封信依然送到了天目山。
“贱体亦为老病所缠……第二书报以中示寂，不觉失声……惠茶领次知感，因大拙还，草草具答，时中为珍重之祝……”
这封信写于赵孟頫去世前半个月，是冥定的告别：似乎在反观过往，又似乎在述说牵挂和感伤。
信至天目山，情悲切，人已走。
三
一座山，是因为有某个人的存在而变得神秘且令人向往。
比如徐霞客，他来了，他走了。他和赢政、赵孟頫一样，把最后的一次留给了天目山。
明崇祯九年（1636年），49岁的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的万里征程。他从杭州松木场出发，经仓前等进入临安。十月初三日、初四、初五都在於潜、昌化等地游行，步行里程近200里。他本想西行淳安，无奈王二逃走，他“不便于陆”，于十月十六日抵常山。
不知道徐霞客来临安和当地一个叫徐嘉泰的人修的志是否有关。嘉泰字道亨，循州人，於潜县知县。
明代的山志达到52种，《天目山志》尤其引人注意——光此一志，在明代曾6次纂修。
我曾引用过该志书中的《奉旨祷雨龙池》，志书说它的作者是“元·达鲁花赤”。四五年前，在安徽宁国看到光绪二十八年纂修的《虞氏宗谱》，却说诗的作者是南宋虞俦——1201年江南大旱时，宁宗皇帝曾遣虞俦至天目山龙池祈雨、谢雨，夜宿至道宫时，虞俦题诗（《全宋诗》题作《法妙观》）于墙：钟山畴昔愧移文，移驾宁容更浃旬。忽讶片云池上起，元来却是雨留人。
当然，一首诗只是个插曲，完全不影响这一部四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天目山志》的地位——它如此完整、系统地归纳了天目山，又在那么不容易的年代收集了如此多的地理和人文信息。正是这些信息让天目山被众多人所知，并让众多的所知者谦谦而来。
那个时候，杭州於潜人谁都知道，这部志书的总指挥是徐嘉泰。但谁都忘了，这个徐嘉泰是文可“清波如丝”的知县徐嘉泰。他不是在做官，而是实实在在地编了一部山志。以前没有，之后的清代百年，也再没有。
四
但，不要紧，天目山已经被世界的目光包围。
徐悲鸿、叶浅予、沙孟海、陆俨少的诗书画在展；石刻、经刻和碑铭还在；浙西民族文化馆、《民族日报》、第一临时中学、慈幼院的影响依然绵延不绝。
要关注的还有高原之背、大海之外：多国政要都曾在不同时期因了天目山的缘分来到临安来到杭州；有关杜立特的故事已经持续讲了一个多甲子；更多的山那头、水那边的国际友人驻足、体会，并爱上了天目山……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天目山如此执着？是不是因为天目山的林静、水清、山奇？是不是因为天目山的包容、天真和厚重？还是因为，不管是谁，都能在这座山里找到一个真正的你和我？
山，其实和人一样，存在的最后都是心性——不管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你会想从热闹中抽离，去往一个和高山流水对歌的地方。
顺山而出，方能勺水清流；参见内里，才能洞晓天地。
如此看来，我们都需要一次人文身份的“遇见”：从一个你熟悉的起点，到另外一个率真的结局。
这个“遇见”的过程，才是天目山。
